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易经
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易经，我在20年前就曾这样呼吁和强调过，现在再次这样呼吁和强调。
一、为什么要重提这个问题
中国思想文化界，伴随粉碎“四人帮”和实行改革开放逐步促成的崭新而火热的局面，出现了“易经热”，并波及海内外。不论从相关机构的建设和理论探讨及实际应用来说，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对此必须充分肯定。但是，正如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存在主流和支流乃至逆流一样，在“易经热”中，某些机构、人员，不是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易经，相反，而是用非科学乃至反科学的态度对待它；不是发掘和弘扬它的精华，而是专门挖空心思地去宣传它的糟粕，甚至别出心裁地打着“现代科学预测”之类的招牌，欺世盗名，招摇撞骗，制造和宣传新的糟粕和迷信，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对于这样的支流、逆流，如果我们至今依然采取漠视和不以为然的态度，那就势必严重影响和阻碍对易经的研究和应用，使之不能正确而充分地发挥其在当今文化建设中的应有作用。
先从组织机构上来看，有不少冠之于“策划服务”、“预测咨询”和“研究”之类的“公司”、“中心”等等，实际上是打着易经的旗号在给客户“算命测字”。它们利用各种冠冕堂皇的名义所举办的“研讨会”和“学习班”，以及专门制造的各种所谓“吉祥物”等等，实际上也是在制造和传播各种与易经相关的新旧糟粕和迷信。而其根本目的则只有一个，那就是骗钱敛财！
再看公开出版的书籍，更不乏在“科学研究”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幌子下，大肆制造和兜售糟粕和迷信。如'易经与预测学'、'易经预测例题解'、'易经相法'、'六爻预测精解'、'四柱预测'、'中古相法点窍'、'一卦多断绝学经典'等等。在这当中，尤以一本本炫耀“预测大师”们的“专著”更为显眼。这类书实际上是由他们个人或由他们雇人编造的。虽然内容和形式各不相同，却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将“大师”们加以神化的四步曲：第一步，吹嘘他们一出世就如何与众不同，竭力制造神秘、奇特的氛围、条件等；第二步，编造他们遇到“高人”、“奇士”，得到“真传”的“妙术”、“绝招”等；第三步，宣扬他们如何经过一番“苦修苦练”，练就种种“绝招”、“技艺”等；第四步，编造他们的神奇“业绩”，并用“实例”来佐证等等。这些被神化了的“大师”，多数出生在上世纪50-60年代。只要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稍加思考，想想当年思想文化领域接连不断地“批判”、“反右派”，特别是那场“史无前例”、“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就不难识破他们的骗局。因为在“政治冲击一切”，帽子漫天飞、棍子到处抡、辫子随便抓的岁月，人们都战战兢兢地度日，就连专家、教授，甚至一般老师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权威”和“牛鬼蛇神”，“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就更别说什么“高人”、“奇士”敢出来活动，招收门徒了！这些年居然有那么多人，吹嘘自己在那样的年代得到什么“高人”、“奇士”的“真传”，而成了什么“大师”，这不明明是在编造现代神话吗！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顺便提到李洪志，他所编造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奇遇”，恰恰正是发生在那样的年代！关于他骗人的谎言和他的真实的阅历，包括香港凤凰卫视在内的诸多媒体，都早就爆过光了。李洪志不是吹嘘他有无数法身吗？若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揭露和批判他的人，就该一个个地遭到他的报复和惩罚了，可事实怎么样呢？大家都看到了，他谁也奈何不了！
除了上述书籍外，还有一些刊物和资料，更是大肆制造和散播糟粕和迷信。如由某市“哲学文化研究会主办”、由某某“策划咨询服务中心承办”，于2000年9月出版的号称“反映哲学、易学研究动态”的某内部刊物，就是在“弘扬民族文化，传播华夏艺术”的幌子下，兜售的尽是“命理绝招集”、“富贵贫贱、吉凶祸福速断法”等等。在'老子隐居道德山——'<道德经>赏析序'中，竟这样写道：“我们发现，在张家界自然风景区的地下深处和它的上顶空中，有着一座巍峨的道德山。二千五百年前的老子，当年独骑青牛，西出幽谷关后，并没有仙逝，也没有上天，而是追随黄帝雨师赤松子的游踪，来到了这湘西青岩山。凭借他的修炼工夫，他得以压缩时间和空间，人间二千五百年，于他不过二千五百天。今天，他的心理年龄仍不足半百，甚至还和童年、青年一般。你看他童颜飘髯，淡泊安然，凡情圣解，侃侃而谈……诚然，我们并未亲亲热热地和老子握手，会面，交谈。但是，我们却真真切切地会见了老子的现代传人——慧子，以稚子的名义和慧子进行了诚挚的对话。”在征订“新书'<道德经>赏析'”的文稿中，称“编著此书有三大奇处”：一是“作者有奇工夫。托名慧子者，隐士高人也，其谋略预测功夫了得。在此书中公开透露的是至高道理，至真情趣，至好机遇。”二是“编者有奇梦幻。”“本书洋洋三十万言，系在梦幻中无中生有、捏造成形、一气呵成。成书后编者自己也难解其奥妙，眼下复归愚钝。”三是“读者有奇感受。……尤其有数位易学行家赞誉本书‘学问深，层次高，语言美，魅力大。不是蜜，但能粘东西；不是酒却使情陶醉；胜似美色，好叫人心旷神怡。’……”
这样的文字，跟李洪志所宣扬的歪理邪说何其相似乃尔！
至于混迹于街头巷尾，打着“易经预测”的旗号以看相、算命为业进行招摇撞骗的个人，更是形形色色。
无论机构或个人，尽管他们所打的旗号和所贴的标签花样繁多，尽管他们在具体方法上也五花八门，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为了达到骗钱敛财的目的而费尽心机，耍尽手腕！尽管他们异口同声地高喊“呕心沥血，弘扬易经”、“准确预测，为民造福”、“精心策划，为国效力”、“禀赋使命，教书育人”、“承天大任，著书立说”，宣称“心正艺则精，德正艺始高”，标榜自己“不图财”、“不骗人”，而实际上则恰恰相反！这从他们“六爻预测”、“四柱预测”、“命名改名”等等所开的价码上，从他们举办“研讨会”、“学习班”所收的费用上，从他们所兜售的书刊、资料和“吉祥物”等等的定价上，都可一目了然。在这方面，他们与以骗钱敛财为目的的“气功大师”们是一样的。我在'周易与养生'中谈到气功时就曾经指出：“对气功要有个科学的态度。要认识到：气功可强身健体，也可医治某些疾病，尤其慢性病，但气功不是万能的，气功不能代替医疗。人们切不可将气功看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该去医院看病时一定要去。不要因为练气功而耽误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气功不是巫术，不是装神弄鬼，因此，某些‘气功师’把气功的作用无限夸大，说的神乎其神，是不可信的。至于有的人借‘传授功法’而堂而皇之的招摇撞骗，口里声声说着‘功德第一’，而暗地里却干着伤天害理的缺德事，吾人更应当警惕上当！”（见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584页）
在对待'易经'和“易学”的研究和应用上，我们应该持同样的科学态度，保持同样清醒的头脑。
二、什么是和怎样做才算是科学的态度
在对待'易经'的研究上什么是科学的态度？怎样做才算是科学的态度呢？
我们所认为和倡导的科学态度就是：既客观又历史的态度。只有坚持这样的态度，才有可能实事求是地、正确地区分'易经'及“易学”中的精华和糟粕，恰如其分地估价和弘扬它们的价值和作用。
'易经'作为一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客观史实（1）。它的内容和形式，观点和方法等等，都是早已著就、固定了的，客观而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不管以往、现在和未来的人们怎么对待它，它本身的这个客观存在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只有正视、承认它的这种客观存在，而不无视、阉割、篡改，才有科学性可言。但'易经'又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一部著作，它同其它任何一部著作一样，有其产生的特殊社会背景，历史必然性和局限性，因而只有把它放到不断发展中的整个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人类文化的链条中去探究、评价，才有科学性可言。
对“易学”来说也是如此。顾名思义，“易学”是历代的人们在对'易经'的研究中所形成的学说、学派。这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当然，作为“易学”研究中的任何一部著作，也与'易经'一样，是既定的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因而必须像对待'易经'那样去对待它们。但作为整个“易学”而言，它却与'易经'和相关的著作不同，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客观存在，而是一种伴随历史的延续而不断发展、变化着的客观存在。就是说，一部著作一旦问世，它就是成型了的，不再变化的东西，而对它的研究所形成的学说、学派及其具体观点等等，则是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的。这也是任何一种学说、学派与任何一部相关著作之间的根本区别。
不管是'易经'还是围绕对它的研究所形成的“易学”中的任何一部著作、任何一种观点，都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条件和具体氛围，以及作者个人素质上的差异，而就总的发展趋势而言，不管是中国或整个世界的文化还是个人素质，都是处在上升的、前进的发展过程之中的，因而任何时代任何人的任何著作，不管多么优秀，顶多也只能达到某一特定时代所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而相对于整个中国和世界不断发展着的文化而言，它们都必不可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就是说，即使最优秀的著作，也只能代表或体现某一特定时代条件下，人们的认识所有可能达到的最高限度，而这种高度，往回看可能是至高点，但往前看肯定又不是至高点，因而就不可避免地具有进步性和局限性，即既具有精华又具有糟粕。最优秀的著作尚且如此，至于其它著作就更不待言了！
我们不妨结合“八卦预测”，来做一下具体说明。
“八卦预测”可以说是至今最为流行，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种预测方法。但八卦预测的种类繁多，其中既有源，又有流。八卦预测的“源”一般指文王八卦，即后天八卦。而凡是后来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借题发挥而成的预测学说、方法等等，则都是它的“流”，并且川流不息，流中又有分流，互相渗透、交织，形成了庞杂的八卦预测学派。具体说，在'左传'、'国语'等典籍中，就已都载有八卦预测的一些实例，但比较零散。而比较系统的八卦预测方法则是产生在汉代及其以后。如由西汉京房氏所始创的“六爻卦法”（即“文王课”）；由汉代严君平所始创、三国管辂、晋代郭璞所传承，由唐代李虚中所发展，而由五代徐子平所完善了的“四柱推命术”（也称“子平命学”），即通过生辰八字进行预测的方法，也即“四柱推命法”；由唐末麻衣道人所创，而由宋代陈抟所发展和完成了的“麻衣相法”；另外，还有由南宋邵康节创造的“梅花易数”等等。这些流派各有特点，又有共同点。其突出的共同点就是：第一、都是借助文王八卦的名号来推演，至今各种卦摊仍无不标着文王八卦图；第二、推演的方法越来越简化，如从以钱代蓍，再到用简单的文字笔画起卦等等；第三、越演越玄。具统计，目前单是借助文王八卦的预测方法就有数千种之多。
那么，用科学的态度来分析一下，八卦预测到底有无合理性，有无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地方呢？
从“源”上讲，'易经'本来就是一部用于占卜的著作。易经的产生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周文王八十多岁被商纣王关在羑里（现属河南汤阴县）监狱达7年之久。他之所以推演八卦，有韬光养晦和消愁解忧之意。所谓“玩其占”，是有根据的。即使如此，文王演易也确有值得后人借鉴和学习之处：第一、他作为一个80多岁的老人，在身陷囹圄、肉体和精神备受折磨（他的长子被商纣王烹杀成羹且逼他吃）的困境中仍时刻想着伐纣的义举，这种一息尚存仍奋斗不止的精神，难道不值得后人学习吗！第二、在当时别说科学技术，就连文字都极不发达的条件下，他将伏羲八卦加以改造并推演成64卦，这种尊古而不泥古的创新精神，难道不值得后人学习吗！第三、他在推演八卦的过程中，考察了天、地、人之间及社会关系中各种复杂情况及其区别、联系等，既体现出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又体现出朴素的可知论、系统论和全息论等，对以后中国哲学乃至整个文化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第四、八卦及64卦的推演过程及其所表征的人世间的吉凶祸福等等，虽带有牵强和迷信的色彩，但体现了周文王所代表的一代人杰的聪明才智。通过八卦预测，可以窥知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和科学文化已经和所能达到的高度。
有人说周文王父子是靠八卦预测打败商纣王的，此说在史料（无论传世文献和已有的考古资料）上并无根据，诸如'封神演义'小说之类的书籍上的描述，不足为据。相反，史书上倒是有这样的记载：周武王在兴兵伐纣前举行隆重的卜筮仪式得到的是凶兆，心生疑虑，而姜子牙则谏道：“枯骨死草，何知吉凶！”于是打消了周武王的疑虑，毅然果断出兵，一举灭商。
退一步说，就算是八卦预测对周文王父子伐纣起了一定的作用，那么，也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由于当时的科学文化水平很低，而人的感知能力却比今人较发达（这两者因用进废退的规律起作用而成反比关系），即当时人们能通过感官感知到今人所感知不到的事物。这是八卦预测在当时可能起作用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说，周文王父子至多可能是凭借当时优于今人的感知能力，运用八卦进行预测的，因而所产生的效果是今人无法想象和比拟的。但无论如何不能把这无限夸大，把那时借助于优于今人的感知能力所进行的预测，看得比今人运用先进的理论和科技手段所进行的预测还高明、灵验。这是不符合人类认识发展的基本规律的，也是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史实的，毋宁说是拿古人的无奈和痛苦开玩笑。想想看，在连文字都很不发达的条件下，周文王不过借助一些符号和蓍草进行推演和预测，是很笨拙的。但即使他再聪明，他也只能如此。这是由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而并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使再聪明的人，其智能和认识水平也不可能超出他所处的时代条件所允许的最高限度。
至于八卦预测的“流”中有无合理因素，也要作具体分析，而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四柱推命法”，看到了人们由于出生年、月、日、时即所谓生辰八字的不同而具有的差别，就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人们的体态、相貌、性格、气质、生理、心理和病理等等，的确与这些差别有一定的关系。这已经为现代科学所证明。比如，即使孪生的兄弟姐妹，由于出生时刻的差异，也会对他（她）们的性格、气质、生理、心理和病理产生一定的影响。至于不同年月日出生的人在这些方面的差别可能就更大些。因此，要是联系人们在生辰八字上的这些差别，预测他们今后在体质、学业、工作方面可能出现的差别的话，则有一定的道理，但要是据此就断定他们今后的体质、学业和工作就注定如何如何，注定差别多大，那就没有道理了。因为决定他们后天在体质、学业和工作等方面的差别的主要因素毕竟是他们个人后天的努力。至于根据生辰八字判定他们一生的命运如何，那就更没有道理了。而“四柱推命法”则正是将这种差别加以无限夸大和绝对化，把它与人一生中诸如“财运”、“官运”和吉凶祸福等形而上学地联系在一起，走向了极端，所以就大错特错了。再拿“麻衣相法”来说，它关于人的面相、手相和疾病等的关系的说明，并不是毫无根据，其中有许多是参考了'黄帝内经'，或采取了像'黄帝内经'一样以调查统计概率为依据的作法。哈尔滨一女售货员经过调查统计，发现了人们手掌大小与其鞋号（实际上是脚掌大小）之间的比例关系，因而在售鞋时只要看一眼顾客的手，就能断定他的鞋号大小，因而能作到“一拿准”。这位售货员因此而被授予“劳动模范”的称号并曾被媒体广泛报道过。事实证明：人的手掌与脚掌的大小的确成正比关系，只要掌握了这种比例关系，再加上经过反复调查统计所确定的一定尺码，就可根据人的手掌大小来预测和判定人的鞋号。这种比例关系不仅存在于人的手掌和脚掌之间，也存在于人的其他器官之间，存在于人的人体表征与其生理、心理和病理等等之间。中医所称道的“望而知之谓之神”的“望诊”，其实就是根据人的外表特征来诊断病情的，其中就包括“看相”，所以，不能一提“看相”，就不加分析地一概给扣上迷信的帽子。当然，由于受社会历史条件和科技文化发展水平的局限，不管是'黄帝内经'也好，还是历代人们所作的调查统计概率也好，或历代中医的“望诊”也好，总还是有缺陷和糟粕的。人类科学文化是不断发展着的“流”，而每个人、每代人所能做的不过是这个“流”中的一“滴”。“滴”是有限的，而“流”则是无限的。没有“滴”固然没有“流”，但有限的“滴”与无限的“流”相比，永远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即使最亮丽的“滴”，也不过是滔滔洪流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
我们可以这样概括一下：同任何人类思想文化的成果一样，八卦预测无论从其源或从其流来说，都是历史的产物，故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既反映着一定时代思想文化之精华，又积淀着一定时代思想文化之糟粕。因此，无论夸大哪一方面，都失之于客观、全面。
就是说，在八卦预测中既有精华、科学的因素，但不全是；又有糟粕、迷信的成分，但也不全是。这两个方面同时并存，相互制约，并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形。
那么，八卦预测所蕴涵的一定的科学性有无理论上的根据？有。前面已经提到，它蕴涵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朴素的系统论、全息论和可知论。除此之外，从哲学方法论上讲，它符合从具体（个别）到抽象（一般），再从抽象（一般）到具体（个别）的认识规律。
'系辞上传'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这“弥纶”二字比较准确地概括了制卦成易和用易占卦这两个方向相逆的过程。制卦成易是前人观察、认识天地万物，对其进行归纳、概括、抽象、简化而“合万为一”的“弥”的过程；而用易占卦则是后人在易的宇宙图式上，对具体事物进行分析、演绎而“由万知一”的“纶”的过程。显而易见，制卦成易反映了人的认识从具体（个别）到抽象（一般）的归纳过程，而用易占卦则体现了人的认识从抽象（一般）到具体（个别）的演绎过程。这种概括符合人的认识的一般规律。
比如，从一次次个别天象变化中概括出一般规律对天气进行预测；从一代代个别朝代的兴亡中总结出一般规律对朝代更替和社会前景进行预测等等。
这是就八卦预测的总体而言的，但不能据此就认为凡是跟八卦预测沾边的那些五花八门的预测方法，都符合这样的方法论。正像中草药和中医能医治疾病，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所有药店卖的“中草药”和所有“中医”都能医治疾病一样。假冒伪劣者混杂其中，要具体分析、不同对待才是。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六爻卦法”还是“四柱推命法”等等，因为都从根本上违背了这种方法论，所以都是荒谬的，不可信的。就拿“六爻卦法”的始创者京房来说，他把易经视为占算吉凶的典籍，创造了许多占算的体例，以讲占候之术闻名于世。但是，要是他的“占算”真的“神”的话，他自然就该首先“占算”出他自身的吉凶祸福，可事实上，就连他自己刚到40岁就下狱而死他都没“占算”出来！人们现在还一个劲儿地吹捧和信奉他的“六爻卦法”，难道不是太蠢、太傻了吗！？
八卦预测中有无合理因素是一回事，而人们能否正确认识和运用这些因素则另是一回事。正确认识八卦预测中的合理因素，使之在科学文化已经高度发展的今天，融入人类进步文化的海洋中去，是易学研究的一项重任。许多有识之士正在作这样的努力。但他们是绝对不会
